7月15日，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，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凭诗集《低处飞行》获得诗歌奖。
7年前，王计兵成了一名外卖骑手，在送单的间隙坚持写作。生活就此改变。至今，他出版了5本诗集，3年前王计兵获得第八届紫金山文学奖，去年除夕夜他在春晚舞台上为王菲的歌曲《世界赠予我的》报幕。
获奖两天后，记者在昆山社区刚为其安排的工作室里见到了王计兵。穿着橙色外卖短袖的王计兵靠在椅背上安静地等着，显出一些疲惫。仅是这一天，就有4家媒体等着采访他。
一年前王计兵有个比喻，他说媒体的关注像在脚下垒砖头，把他从一米六八垒到姚明那么高，“实际上真不是那样”。这次他换了一个说法：“王计兵始终是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。”
鲁迅文学奖获奖公布以后，编辑告诉王计兵，以后你可以不用说自己只是个文学爱好者了。他摇摇头说：“文学爱好者为什么不能拿鲁奖？”
也是在那天，王计兵的手机里挤满了各种消息，他打开一看，不是去年上春晚时那种整齐的祝贺，这次什么声音都有。“不管怎么夸赞，不会让我迷失；不管怎么批评，也不会把我击碎。”他说。
岸上的人越来越多，声音越来越杂。但他还是那条河，河水还在向前流淌。
荣誉的另一面
鲁迅文学奖提名名单公布那天，王计兵的压力比喜悦来得更早。
记者们的关心涌进来，问他同一个问题：“被提名你有什么感受？”王计兵想了很久，发现这话没法接。他选择少说，或者干脆缄口不言，收到问询，他统一回复四个字：屏住呼吸。
获奖之后，网上的动静超出了王计兵的预期。有人把他的诗截掉最后一段，拍了几张照片发出来让大家品鉴，那首诗发在《诗刊》上，被截掉的恰好是整首诗最重要的落点。“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下面还有一段？”王计兵说。还有人更直接，把别人写的词句、被嫁接过的段落一股脑安在他名下，像做了“截肢手术”，然后说：大家看看，这水平够不够评鲁奖？
“里面有一半都不是我写的。”王计兵讲起这件事，语气没什么起伏。唯一让他顿了一下的，是他说起一个关系特别好的网友时，两个人虽然没有见过面，但已经认识了许多年，他给对方寄过书，常常在网上一起交流诗歌。可在获奖后，对方把他拉黑，之后，王计兵在攻击他的评论里，看见了那个熟悉的网名。
“谈不上伤心。”王计兵脸上堆起笑容，倒像掩饰。“反正这就是正常的生活，什么事都能遇得到。”有关他诗歌评价的暗涌这些年一直存在，只是获奖之后格外汹涌。
被问到自己该不该拿这个奖，王计兵不绕弯子：“跟身份肯定有些关系。”2026年，“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”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。“现在是新大众文艺的窗口期，我作为新大众文艺的写作者会被评委关注。但更主要的是我作品的传播力度，还有我写作的态度。”
王计兵谈起《低处飞行》的写作过程：发60份问卷，每份付50元报酬；在线下拦住140个外卖员做访谈，他在商场后门通道里搭讪，开场白是“兄弟，能聊聊不”，被拒绝是家常便饭。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努力，才有了那些打动人心的诗句。
他写他遇到的一位女外卖员，“她说这些话时/那么自然/仿佛一个女孩/成为一位母亲/就像一株庄稼/进入秋天一样自然”。他写一位独臂外卖员，“他举在胸口的单手/更像是佛的一种慈悲”。最后他写，“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/那一定是/小哥的春天”，带着某种希望。
但就是这本王计兵花力气最大的诗集，刚出版时销量却很一般，只有两万多册。一年前他提起这事，语气里还藏着失落。如今鲁迅文学奖把它重新带到了读者面前，库存眨眼就卖光了。
妻子郭依云高兴没两天就换了脸色。她翻着网上那些不好的评论，心里像被针扎。一年前她担心“我们能红多久”，现在又担心另一件事。她对王计兵说，你看还有那么多人不喜欢你，怎么办？“我说这个奖咱到底要还是不要？如果不要了，那帮人立刻就喜欢你了。但我肯定要——这么好的荣誉，我怎么可能不要？”王计兵讲起和妻子的这段对话，语气轻快了一些。“岁月长流，我才57岁，给我几年时间，咱继续往前走。我不会垮掉，我只会越写越多。”
生活的锚点
王计兵自家经营的小卖部——金雁商店重新装修过了。
一年前的冬天记者来的时候，商店里的光线很暗，货架上堆着零食和日用品。王计兵在烟盒背面写诗，笔尖划过烟盒纸，唰唰地响。那时他说：“经济压力还是有，首要目标是‘脱贫’。”
这次进门，商店里亮堂了不少，货架崭新，货品整齐。上春晚以后，“领导关心，企业给装修了”。因为地理位置不佳，商店的生意一直不算好，“我们去年就打算不做了，但人家对你那么好，你不做了对得起谁？”王计兵把这份恩情看得很重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，金雁商店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个锚点。收银台旁边，烟、扑克和手电筒旁边照旧摆着他所有的诗集。有人问这里怎么还卖书，他抬一抬下巴说：“这都是我写的。”
几本诗集加上散文集，总销量24万册，版税收入让王计兵不再被生活追着跑。他说债已经还完了，“经济上的压力基本没了”，有媒体写他“欠了一百万债务已经还掉”，他摆摆手说：“没有那么夸张。”
但他还在跑外卖，一年加起来一个多月。妻子郭依云想不通，“你在家写一首诗都比送一天外卖赚得多，为什么还要出去？”他说不清楚。只知道骑上电瓶车，风吹在脸上，什么压力都没了。天热跑，天冷也跑，那个劳动者的本能还在。手脚动起来的时候，心是静的。
王计兵的日程已经排满了整个夏天。8月去上海书展，在主舞台分享自己的两本书；有话剧团来昆山打磨一本和他有关的剧本，他要挤出两天时间参加讨论；央视《开讲啦》邀请他上节目分享，主持人是撒贝宁，去年上春晚的时候他就见过撒贝宁，他十分喜欢撒贝宁，觉得机会很难得。当然，还有属于他的“大日子”，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将在上海举行，具体时间还在等候通知。
抖音后台里挤满了谈合作的留言。就在采访前一天，还有汽车公司找过来请他做广告代言，他没回复。“我连驾照都没有，代言什么汽车？”他觉得荒诞。还有人要送他五台电瓶车，一家五口一人一台，他也没要。“我一旦接了他的车，他让我说什么话，你说我是说还是不说？”他把自己的原则讲得很清楚：文化类的商务可以去，但需要为别人的产品站台、为品牌负责的事，要特别谨慎。“你要对你说的每一句话负责。在说话之前，你要考虑承担什么样的风险，会不会伤害到别人。”
密密麻麻的行程塞在日历上，王计兵一场一场地赶。他坦言自己并不喜欢现在这种忙碌，但“需要”它。“既然给了你荣誉，你凭什么获得它？生命是个人，生活是群体，你不是孤立的，需要融入进去。”王计兵把这些活动看作一种社会意义——像螺丝钉一样，“大家都邀请你来，你就是活动中螺丝钉里的一颗。确实可能无关紧要，也可能被别的螺丝钉替代掉，但你不去，它就少了一颗。”
相比于这些忙碌，王计兵最喜欢的，始终是骑车去对面的吴淞江边。那里有一片空地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他在那儿度过了23个春节，每次待一两个小时，就看江水，什么都不想，躺在那里晒太阳。
“太舒服了。”
塔尖与泥土之间
王计兵从不用AI写作。
AI刚刚兴起的时候，王计兵曾让AI帮他整理诗句，生成的文字添了很多华丽的辞藻——那些词他根本不会那样说。他把AI的润色叫作“自负的工具”，“它认为它是正确的，但它表达得很虚假。它写出来的话不是我写出来的，就不属于我。”王计兵现在唯一允许AI做的，是把自己语音创作的诗句转成文字时排列整齐，但是特别指令要“一字不动”。“对AI创作产生依赖性，就会毁坏对文学的感觉，一旦它降低了我对文学的兴趣，那就罪不可赦了。”王计兵说。
不用AI，但王计兵在求变。
明年，王计兵将出版第二本散文集，年底推出新诗集。说“新”的时候他的眼睛亮了。“我希望大家说，这本诗集怎么感觉不像王计兵写的！”他想让人看见他还能写出别的东西。题材、视角、表达方式都在更新，他喜欢这种变化，说它会让人“始终处在探究的状态”。
王计兵写东西不需要整块时间，也没有书房。感觉来了，掏出手机就录下来，或者记下来。之前，他在西北大学做活动，台上几位嘉宾对谈，其他嘉宾发言的间隙，王计兵看见墙壁上镶嵌的一盏灯突然亮起来，仿佛一扇窗户突然打开了。王计兵当场在间隙里写下“我突然理解了那些飞鸟为什么一次次撞向玻璃/像一发发子弹打伤自己/我很庆幸自己没有羽毛/否则会让我高估自己”。
在杭州机场，王计兵遇见四个年轻妈妈谈论剖腹产的刀疤。一个说“医生给我切了多长一道”，另一个说“你看我的几乎看不见”。他想起妻子曾经和他讲述过一个朋友的艰难生产，于是掏出手机写道：“母亲是一场不能治愈的疾病/她们还刚刚患病/以后会持续恶化/她们会佝偻/会白发/会满脸皱纹。”后来这些灵感变成了一篇散文。在他眼里，那几个当众谈论刀疤的女人，“像一个个从战场上下来的人”。
“给我生活，我就有文章交给你。”王计兵说。
迄今为止，王计兵已经写了6000多首诗，最满意的一首叫《娘》，是写他的母亲，他说这首诗几乎没有负面评价。他的首部非虚构散文集《成珍》，就是母亲的名字，讲述的也是母亲的人生故事。
王计兵说自己不是天才，小学写作文凑不够字数，靠多写标点符号撑满一页。“文学感受是慢慢打磨出来的，写多了自然就有感觉了。”
这些年，素人写作被大众逐渐关注，王计兵、范雨素等这些从底层生长出来的写作者，在各种文学活动中常常碰面，成了好友。
记者问王计兵：你们在一起聊什么？他说：“交流生活比较多。”
范雨素会跟他讲在哪家做保姆，遇到的好人、坏人，受过什么委屈。他也会跟范雨素讲送外卖的事——早一秒到了没奖励，晚一秒超时被罚款。在素人写作者微信群里，他们也几乎不谈作品，“吹牛倒吹得兴高采烈”，大家互相开玩笑。
王计兵有过一次想问文学的事。他去请教一位诗歌界的前辈，想问一首大家都说好的诗到底好在哪里，“我读不懂”，他说。前辈说，读不懂的不用强求，读你读得懂的。王计兵回了一句：“你是不是也读不懂，在敷衍我？”说完自己笑了。
这群从生活里长出来的写作者，聚在一起时不谈文学技巧，而是交换各自经历的坑洼与裂缝，文学在他们的作品里，而不是在交谈中。王计兵把这些归结为“新大众文艺”带来的变化。“文学一直是金字塔，塔尖上的人被看见，但是，正是地基上长期存在的文学爱好者们才拱起了这座塔。现在只要你愿意发声，就能被听见。全民文化的推广，比文化只站在塔尖上要有意义得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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